现代社会，专业分工越来越细，开放程度日渐日大，“百业并之，动辄相关”。谁若还想“鸡犬之声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”，恐怕难以立身处事了。所以人人都少不了有社交活动。林语堂在《生活的艺术》中谈到：“我以为从人类文化和快乐的观点论起来，人类历史中杰出的新发明，其能直接有力的助于我们享受空闲、友谊、社交和谈天者，莫过于吸烟、饮酒、饮茶的发明。”在我们这个饮茶文化深厚的国家，当今人们就更加重视茶文化在社交中的作用了。

 以茶会友，向来是我们民族的一个优良传统。《世说新语》早有记载，晋武帝时“少时有令名”的任瞻，在武帝死后南渡到石头城（今南京清凉山），丞相王导率领先度时贤迎接他，在接风的宴会上，首先上的是茶。东晋初年，司徒长史王濛遇有士大夫来访，即煮茶相待，只是有不少从北方南迁的士族，不懂得茶中滋味，反觉茶苦涩难咽，称之“水厄”，成为笑说。之后，桓温、陆纳都以茶和果品为宴，招待宾客，以示俭节之风。唐宋以降，名人雅士更是常以茶宴、茶会来请宾朋好友，唐诗中就有许多记叙和吟咏茶宴、茶会的诗作。钱起《与赵莒茶宴》云：“竹下忘言对紫茶，金胜羽客醉流霞。”李嘉祐《秋晚招隐寺东峰茶宴送内弟阎伯均归江州》有句：“幸有香茶留稚子，不堪秋草送王孙。“鲍徽君有《东亭茶宴》诗”“坐久此中无限兴，更怜团扇起清风。”峰峦、竹林、紫茶、清风，亲朋欢聚，挚友抒怀，其雅趣是流霞肴馔无可相比的。那位谢灵运的十世孙、唐代著名诗僧皎然，还一反“酒贵茶贱”论，在《与陆处士羽饮茶》中云“九日山僧院，东篱菊也黄。俗人多泛酒，谁解助茶香。”实足是一位诗僧加茶僧的生活观念。

唐代还有互赠名茶的社交方式。白居易的妻舅杨慕巢、杨虞卿、杨汉公兄弟都曾从不同地区给白居易寄好茶。白居易有一首《晚春闲居，杨工部寄诗杨常州寄茶同到，因以长句答之》诗：“闷吟工部新来句，渴饮毗陵远到茶。兄弟东西官职冷，门前车马向谁家？”给白居易寄诗的是曾任工部尚书的杨汉公，寄茶的是任常州刺史的杨虞卿，他们一个在都城西安。一个在东部毗陵即常州，白居易闷来吟诗，渴来饮茶，感到无比欣慰，任凭谁家门前车马喧，我也懒得去知道，任我“门前冷落车马稀”，我亦安之若素。足见这赠茶的精神力量有多可观。

宋代有一种茶会，是在太学中举行的，轮日聚集饮茶。这可能就是今日茶话会的肇端。

近人也多有以茶会友的。诗人柳亚子与毛泽东“饮茶粤海“，一杯清茶坦诚相见，三十一年萦怀难忘，彼此情真谊隆。 这早已传为佳话。上世纪30年代柳亚子在上海还办过一种文艺茶话会。据当时参加者回忆，茶话会不定期在茶馆举行，有多次是在南京路的新亚酒店，每人要一盅茶，几碟点心，自己付钱，三三两两，自由交谈，没有形式，也没有固定话题。这种聚会既简洁实惠，又便于交谈讨论，看似清淡，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，是酒席盛宴所不能及的。鲁迅常喜欢与朋友上茶馆喝茶，日记中记过很多。他居住北京时常与刘半农、孙伏园、钱玄同等好友去青云阁，或与徐悲鸿等去中兴茶楼，啜茗畅谈，尽欢而散，周作人曾说：“清泉绿茶，用素雅的陶瓷茶具，同二三人共饮，得半日之闲，可抵十年尘梦。”    

当年周恩来、陈毅常陪外国宾客访茶乡，品新茶。 周恩来五次到杭州西湖龙井产地梅家坞。1961年8月19日，陈毅陪巴西朋友访梅家坞，品茶别泉，“嘉宾咸喜悦。”可称“茶叶外交”了。

茶有助于伦理建设，敦睦人际关系。每日餐后或节假日，瀹茗一壶，团坐分饮，乐叙天伦，可得全家福也。茶是友谊津粱，有朋友至，烧水洁器，品茗聊天，倘以玩壶品茗为友谊津梁，则人际再无鸿沟也。三二知己，名壶沏名茶，说南又说北，论古且话今，杯茗漫说天下事，友情洋溢一壶中。

淡中有味茶偏好。清茶一杯所联结起来的朋友，情感更纯真。以茶会友，茶谊长久。茶，应该更多地走向社交场。

摘自陈宗懋、杨亚军著主编《中国茶经》2011修订版（上海文化出版2011年10月第1版）